苏智良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面对侵略、沦丧，无数的青年怀着理想与憧憬，挽救、奋斗，投身于时代的洪流，超越国界，超越种族，他们中有左尔格、尾崎秀实，也有陈翰笙。陈翰笙用一生谱写了革命家与学问家兼具的传奇。

图|陈翰笙先生

陈翰笙（1897.2.5—2004.3.13），江苏无锡人，1915年赴美留学。1924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陈翰笙加入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国民党。他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大师级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领域贡献卓著。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陈翰笙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出生入死的杰出战士。

按照相关规定，这些情报工作属于机密，许多事情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哪怕是早已过了保密期，仍不可泄露。这也就是为何在陈翰笙自传《四个时代的我》中，读者几乎看不出他曾经是一名情报人员。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书信与回忆文字中的片言只语所透露的蛛丝马迹，来拼合和复原陈翰笙的情报生涯，这自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

陈翰笙从事情报工作的开端是1930年，而左尔格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他的情报生涯的。

1926年陈翰笙加入第三国际，开始为共产国际工作。1927年，陈翰笙在莫斯科认识宋庆龄，并成为一生的挚友。那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绞杀，一心探寻救国道路的宋庆龄于9月抵达莫斯科。在邓演达的引荐下，陈翰笙结识了他一直十分敬仰的孙夫人。这次异国他乡的见面虽然短暂，却奠定了宋陈两人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1928年夏，陈翰笙回到上海，蔡元培邀请陈翰笙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后升为副所长，所长由蔡兼任。陈翰笙回忆蔡元培的信任：“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部放手让我主持，他从不干扰。”当时中研院院部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31号，陈翰笙经常去找院长蔡元培汇报工作。而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劳利育路4号（今泰安路2-8号），那里原是民国外交官郭泰祺及兄弟郭泰桢的私宅，建于1922年，假四层砖木结构，是一座欧洲古典风格的毗连式花园住宅。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翰笙带领同事，对广东省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宋庆龄住宅是陈翰笙经常拜会并商议工作的场所。

1929年初，陈翰笙访问苏联回到上海，在宋庆龄处结识美国人史沫特莱，当时双方并不知晓对方在为第三国际服务，共同的理想使得他们成为好友。1930年初，陈翰笙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左尔格，陈翰笙回忆说：“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我又认识了传奇式的人物里哈尔德（现通常译为理查德）·左尔格……左尔格初到上海时，与史沫特莱住同一家旅馆。他很快发现与史沫特莱来往的进步人士很多，不仅有蔡元培、鲁迅等，也有一些日本进步记者，于是他也参加到这个进步圈子中来，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他的。”陈翰笙原本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此后就与左尔格一同展开情报工作。

陈翰笙加入了拉姆扎小组，于是陈翰笙与史沫特莱成为了情报战线的战友，左尔格、史沫特莱与陈翰笙3人不久就开始定期会面，交换情报。

陈翰笙与尾崎秀实相识也非常早。尾崎秀实1941年10月26日在东京接受讯问时，曾指出，陈翰笙介绍他认识了史沫特莱：

大概在昭和四年（1929年）底或是昭和五年的年初吧，我上次已经说了，记不清是陈翰笙，还是当时在苏州河边开着一家左翼书店的女店主魏德迈尔女士（据说与国际红色救援会也有些关系）介绍的，总之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法兰克福日报》的上海特派记者、现在跟随着中共的干部毛泽东和朱德等一起行动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第一次见面在上海南京路街角的汇中饭店的大堂，此后也继续交往，与她之间的关系，我此前也有说及，我曾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有关国民政府的情报，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日本的情报传达给了她。

图|左尔格及其战友经常到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接头

陈翰笙并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尾崎秀实与史沫特莱之间的介绍人，但至少在1929年，陈翰笙已与尾崎相识。尾崎英语、德语俱佳，正好与长期在海外研究的陈翰笙十分投缘。

陈翰笙在拉姆扎小组的使命，是利用到各地调查的便利，搜集资料，分析情报，协助左尔格设立情报分站，介绍有作为的青年加入小组，营救革命者。

陈翰笙后来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年轻有为的孙冶方（1908年生）介绍给了左尔格。一次，孙冶方为了表示热情，便用流利的俄语与左尔格交谈。但后者大吃一惊，然后便对陈翰笙说，他不会再见孙冶方了，因为在公开场合，左尔格从不使用俄语。他们的工作极其机密，同志之间也不准过问。

1932年2月的一天，陈翰笙奉命提着打字机在徐州车站接人，想不到从上海来的是左尔格，他们一起到达西安，接待的主人竟是后来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这件事的经纬与成果，这架打字机左尔格用来派了什么用途？左尔格与杨虎城之间有什么交往，左尔格与张学良之间有联系吗？直到9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个谜。

图|1932年，左尔格摄于上海

1932年夏，德国军事顾问魏采尔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们合作，拟定了对刚刚建立的鄂豫皖苏区的“围剿”计划。左尔格从德国军事顾问团那里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这次“围剿”的进攻方向、兵力、部队的集结日期、地点以及魏采尔想用来消灭中国红军的“掩体战略”的核心内容，迅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拿到情报之后马上通过宋庆龄将这些情报及时地送到了苏区，这为鄂豫皖红军粉碎 “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鄂豫皖红军壮大成为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支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人员莱谢回忆，他经常与左尔格讨论如何帮助中国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诸多军事问题，左尔格小组“表示愿意把德国军事顾问给政府军编写的军事指南手册转给苏区，当然条件是一定要送到（我们的）地区，否则他们就会使自己的情报来源收到（受到）威胁”。

1932年12月29日，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今南京西路104号金门大酒店）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劝告陈翰笙不要公开参与保障同盟的活动，于是，陈翰笙作为秘密盟员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爱国人士，其中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营救牛兰。

牛兰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秘书兼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在上海建有秘密联络站。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罪名是间谍嫌疑。8月14日，牛兰被秘密引渡到南京，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早在7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就作出不惜重金、尽力营救这位在远东的重要领袖的决定。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左尔格通过张放—张冲这条国共联络线以3万美金的高价，获得牛兰在南京狱中的亲笔信，并在上海的中外媒体如路透社、德国新闻社、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作了大量连续报道。

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欧洲甚至成立了保卫牛兰委员会，来进行推动。潘汉年曾在汉口路老半斋酒楼邀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名人商量向政府交涉抗议。1932年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到南京监狱探望牛兰夫妇，支持他们的绝食斗争。7月，左尔格拜托史沫特莱恭请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宋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史沫特莱任秘书长，宋曾与左尔格面晤商议营救事宜。宋庆龄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并迫使国民党当局同意允许牛兰夫妇保外就医。

图|1937年，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牛兰夫妇

陈翰笙也参与了营救牛兰的活动。他回忆，宋庆龄等声援牛兰的文章，都是他送到《申报》等报社予以刊登的；宋庆龄聘请瑞士律师范桑同南京政府打官司，信函和联络等事务，都是他负责的，“为她与一个从瑞士请来的律师之间传递信札”。 “在特务遍布的上海，做这些工作是十分危险的，随时可能被捕。为了保险起见，每次送信、送材料都是两个人一道去。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拉开一定距离跟着，如果前面一个被捕了，后面的人要赶快回去报信儿。”陈翰笙还要负责将已暴露的战友送出上海。1931年12月19日，宋庆龄用英文写成《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由陈翰笙等翻译为中文，以《宋庆龄之宣言》的标题在《申报》发表。

那时，陈翰笙住在霞飞路霞飞坊（淮海中路927弄）9号，他家的后门正好面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家的5号正门，所以陈杨两人来往密切。不幸的是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也是在警告宋庆龄、蔡元培及其他的进步人士，这使得陈翰笙非常愤怒，再加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逼迫左翼的陈翰笙从中研院辞职，于是，陈翰笙进入这一年刚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研究员，重点进行农村调查。

在左尔格的拉姆扎小组，陈翰笙有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

《四个时代的我》里有一张陈翰笙夫妇在上海与鲁特·维尔纳（索尼娅）的合影，时间是1931年。

鲁特·维尔纳是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夏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来到上海，这一年她23岁，她的丈夫经好友瓦尔特介绍，来应聘公共租界的市政工程师。在上海，鲁特·维尔纳结识了史沫特莱，并通过她又与鲁迅、丁玲、宋庆龄等成为朋友。11月，当史沫特莱介绍她与左尔格相识后，身为德共党员的鲁特·维尔纳即视左尔格为“老师和榜样”，尽管她已怀孕，但仍表示愿意立即从事情报工作。她的代号是“索尼娅”，主要任务是为左尔格小组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她曾因为隐藏中国战友而与丈夫汉堡嘉争吵，夫妇发生分歧；而左尔格通过广阔的人脉关系为汉堡嘉谋到新的职位，挽救了他们的感情。维尔纳最初寄居在瓦尔特家里，1931年4月1日，他们迁居到法租界的霞飞路1464号（今淮海中路1676号），左尔格小组每周至少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半天的会议，陈翰笙也时常会来参加。维尔纳逐渐学会了地下斗争生活的本领：“白天或者晚上，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她还在中共机关杂志《红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32年左尔格回苏联后，她于1933年夏天也被调回莫斯科，接受训练。后又曾派到东北工作。她非常自豪的是，她放在小皮箱里的电台在中国一直没有被破坏，“她总是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坦然而大胆地工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在战斗中，她“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了”，最初她的丈夫是个革命的局外人，后来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战后的和平年代，维尔纳成为了德国的著名作家。

戏剧性的一幕是，1987年，左尔格小组的幸存者陈翰笙与索妮娅（汉堡嘉夫人）在北京再次相逢。那时，索尼娅已是东德著名作家，而左尔格、尾崎秀实等已牺牲近半个世纪，陈翰笙与索妮娅可谓是拉姆扎小组硕果仅存的战友。

陈翰笙全家曾住在诺曼底公寓（今淮海中路1850号武康大楼），他与史沫特莱既是战友，又曾是邻居。自1933年初，陈翰笙全家移居霞飞坊9号。

陈翰笙与史沫特莱相识于1929年2月，地点在宋庆龄寓所，陈翰笙回忆：“她那时大约40岁的样子，很是和蔼可亲。”最初双方并不知道各自的秘密身份，“然而对和平、进步事业的关注，使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神秘兮兮地对陈翰笙说：“你今晚12点雇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我的住处来，要送一个人去黄浦码头。你不要同她说话，她也不会同你说话的，明白了吗？”陈翰笙按时完成了任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当年护送的是胡兰畦。宋庆龄通过陈翰笙和史沫特莱的帮助，送共产党人胡兰畦再度赴德国继续学习。在德国，1932年12月，胡兰畦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会后，德国警察逮捕了她，并宣布将其“驱逐出境”。幸好有德国议员的担保，才使得她能够继续留在德国。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后，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再次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鲁迅、陈翰笙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并前往苏联。

图|1955年10月，陈翰笙陪同宋庆龄(前排右)会见比利时著名和平人士伊莎贝丽·布伦姆夫人(前排左)，后排左起:李德全、刘贯一、陈翰笙、史良

当陈翰笙遭遇危险时，史沫特莱曾将陈翰笙带到路易·艾黎的寓所——愚园路1315弄4号，以躲避租界当局的追踪，后又由艾黎护送登上远洋轮船，脱离危险。

路易·艾黎作为一名新西兰社会活动家，于1932至1937年在愚园路居住。路易·艾黎结识宋庆龄、鲁迅、陈翰笙等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地下共产党员后，视野逐渐开阔，他的家也随之成为了一个左翼据点，大家在这里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到了1935年，共产国际中国组将电报站设在他家中，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联系，发报机就安装在顶楼的房间里。

《四个时代的我》书中有陈翰笙与老友路易·艾黎合影，这表明他们两位的关系非同寻常。

上海左尔格小组的中国成员陈翰笙与张文秋一直保持着友谊。1988年8月张文秋曾致函陈翰笙，畅叙友谊。1996年10月，陈翰笙百岁诞辰，93岁的张文秋满怀热情地写道：“我今祝贺陈翰笙教授，是我崇敬的老战友，当他100高寿华诞的时候，我今特奉鲜花一束，特作打油诗几首，来奉献给我最崇敬的老战友，与我最佩服的陈翰笙教授，以尽我的一片心意。”1930年就在上海担任《大美晚报》记者的美国人伊罗生，也是陈翰笙的好友，他对陈翰笙传奇的经历表示钦佩，“对你的坚定的信仰，我始终非常崇敬”。

为了苏联的情报事业，左尔格在上海3年，完成了这项中国使命，并使自己成为中国通；不仅如此，在上海的成功潜伏，是左尔格情报生涯的良好开端，他由此获得许多非常重要的经验。1933年，他再度出发奔赴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克劳森、尾崎秀实、川合贞吉等并肩作战，并最终成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谍报英雄。

1934年8月，陈翰笙夫妇前往日本。陈翰笙以中山文化教育馆通信研究员名义在东京活动，不久便进入日本东洋文库担任研究员。东洋文库是1924年设立的东方学研究图书馆，其前身是英国人莫理循（莫里逊，Geoge Ernest Morrison）的个人藏书莫理循文库，学贯东西的陈翰笙担任研究员一职十分合适。当然，他的真实使命其实是配合左尔格小组在东京展开情报活动。

陈翰笙自己写道，“实际担任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我受左尔格的委托，在东京主要是在满洲株式会社中做日本人的工作，尾崎秀实帮了我的忙。尾崎原为《朝日新闻》记者，认识史沫特莱和左尔格，后来为左尔格情报小组的成员。1937年当了近卫首相的中国问题私人顾问，实际做地下工作。”这样我们就清楚陈翰笙的这次赴日，实际是左尔格邀请的，史沫特莱也写信给陈翰笙，动员他来东京共同奋斗。

陈翰笙在东京时，一直参与左尔格情报小组的工作，且因熟谙英语、德语，可以和左尔格等人直接交谈，作为直接的当事者和历史见证人，其回忆文字更为珍贵。他通过尾崎秀实，与满铁的左翼情报员中西功等碰面交流，进行合作。

1935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据8月24日《申报》报道:“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柄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必威体育betway888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因为犯人一言不发，所以被称为怪西人。

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1933年来到上海，为左尔格在上海的接班人。“怪西人案”发生后， 日本情报系统十分重视，千方百计地侦察上海的第三国际组织与日本的关联，中共地下组织了解后，通知了东京方面，左尔格也希望陈翰笙夫妇离开日本，陈翰笙也在《字林西报》上读到“怪西人案”的报道，6月决定单独回到上海，由史沫特莱安排，进入路易·艾黎的寓所（今愚园路）。确认安全后，请王寅生去东京接回了夫人顾淑型。之后由路易·艾黎和汉堡嘉夫人护送陈翰笙夫妇上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陈翰笙在东方大学研究院工作，1933年11月7日，他出现在红场阅兵的观礼台上。1935年，陈翰笙担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约研究员，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陈翰笙吴克坚同往巴黎。6月前往纽约，担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8月15-29日，陈翰笙到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会议，并与日本代表尾崎秀实接头长谈。 

十分遗憾的是，陈翰笙并没有详细回忆在日本的情报工作，甚至没有轮廓式地叙述概要，这使得我们今天仍无法细致地复原他在东京的情报传奇。陈翰笙在东京的活动及其业绩，还需要继续收集资料进行研究。

1949年2月，美国陆军部发布必威体育betway888左尔格谍报案的报告，指控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由于史沫特莱的强烈抗议，陆军部收回了指控，但这一迫害使得史沫特莱陷入困境。7月11日，周恩来指示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黄作梅，援助史沫特莱。于是，陈翰笙将2000美金亲手交给史沫特莱，这使史沫特莱可以离开美国。

图|1987年，左尔格小组的幸存者陈翰笙与索尼娅在北京相逢

对于左尔格和东京拉姆扎小组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曾经在中国、日本等地施展才华的谍战高手——陈翰笙，在1950年辞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重返中国。他收藏利剑，回归学术。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此后担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2004年3月13日陈翰笙在北京安然逝世，享年10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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