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2012年10月29日 9版整版报导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以“中道理性”超越极化思维
记者：杨逸淇
转载：新民网
◆今年8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萧功秦出版了自己的第九本著作《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他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倡导的一种社会共识。日前，就其新作的主要观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萧功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自1980年代以来，萧功秦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距离1986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儒家文化的困境》26年之后，今年8月，萧功秦出版了自己的第九本著作《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曾言：“我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知识分子和民间以及大学生看的，也是写给官员们看的。”近日，在他的书斋里，就其新作的主要观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萧功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萧功秦指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消极性与破坏性，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并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困局与灾难，它们在社会大众中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因此，它们具有煽动民粹主义的巨大能量。
基于此，他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所谓“中道理性”，第一是渐进原则，在威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是强调社会自生长性，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第三是多元试错，让各地与各企业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利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有困境的一些办法。
萧功秦强调，“中道理性”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特别重要。在“中道理性”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和经验与试错相结合。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与试错。
追本溯源，中道和中庸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传承关系。萧功秦认为，从文化之根中吸取营养，往往能有效地形成社会认同；以后的改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基于民族根本的社会共识。这也正是他特别提倡“中道理性”的原因所在。
在专访中，萧功秦多次言及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萧功秦的新书里甚至还引用了严复书房里的一副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萧功秦的“夫子自道”。
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
文汇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极端化的思维在社会生活中也在不断强化，“左”与右不同立场之间的相互谩骂充斥着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其极端者更是在现实生活中相互掐架。究竟是哪些主要原因导致了上述极端化行为？
萧功秦：低水平的谩骂固然算极端化行为，但这只是个人情绪层面的东西，相对而言，我觉得激进主义思维造成的危害更大。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简单地把西方一种制度植入中国，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的社会蓝图，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及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激进主义思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很深厚的民间土壤。比如，激进革命思维就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一种道德优越感：我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把不同意见看作是正邪之争，在思维方式与对人态度上，当你认为你自己的追求是正义的，那么，反对自己观念的人就被认为是敌人或者是敌对者。对敌对者要通过斗争加以解决。两极思维、斗争哲学、零和游戏，在这种激进文化中积淀了深厚基础。另外，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认为制度之所以不改，那是由利益集团的本性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绝望感，想通过彻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文汇报：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20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十多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抬头，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渊源？它们究竟是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幌子，还是来自社会生活的真实呼声？
萧功秦：出现“左”、右思潮并不一定是坏事情。所谓“左”，我指一般意义上的左翼，更强调底层的利益，强调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右翼则强调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两种力量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都有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作为完善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然而，“左”、右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则具有很大的消极性与破坏性。
当前，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意识形态的“自圆其说”的话语力量，对中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单化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并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困局与灾难，它们在社会大众中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因此，它们具有煽动民粹主义的巨大能量。这是必须强调的。
极端思潮的抬头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有关，与人类的深层心理有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满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比如，“文革”中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把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
文汇报：不少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化思维和激进主义思想之所以在当前特别显现，同当前社会中贫富差距过大有密切关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是造成极端化思维的物质基础？
萧功秦：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的现象，这是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决定的。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本身的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政府也正在努力做这方面的事，这也是看得到的事实。
第二是从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出现过大的贫富分化与制度改革不到位有关系，也跟“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本身的缺陷有关系。极化思维不但学理贫乏，同时它也是对改革滞后所产生的一种挫折感的反映。正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激进主义思潮，关键在于让人们看到进一步改革的希望，要用不失时机、富有成效的改革来化解激进主义。如果拒绝改革、顽固保守，那只会激发激进主义走向极端主义。
在承认“中道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社会共识
文汇报：为什么“左”与右的激进选择都行不通？
萧功秦：激进主义的本质，就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其中的拉丁文字根radic，就是根本之意)。更具体地说，政治激进主义就是根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张理想社会蓝图，对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主义。这张理想蓝图并非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以人们认定的某些被认为普适性的“终极价值”与理念为基础。“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以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这就会陷入激进乌托邦的大灾难。而人类社会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民族适应环境过程中的集体经验的产物，在经验与尝试中使一个不美好的社会变得相对更好一些，拒绝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这才是合理选择。严复百年前说的一句话特别精彩，他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在我看来，这正是“中道理性”的实质精神。
可以说，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灾难的历史。这两种激进主义对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20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另一方面，“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文革”时期通过穷过渡方式推行激进的平均主义，带来的后果是物质极端贫乏和生产力极端落后。邓小平鲜明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激进主义灾难的历史反思。
文汇报：多年前，您曾经倡导新权威主义来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新权威主义从一种学术话语转化为一种公共话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回过头来看，您是否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
萧功秦：如果说我现在的思想与20年前强调新权威主义时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现在我更强调，中国要在新权威主义条件下，通过发展民间社会，为更完善的民主发展创造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稳定的发展，逐渐走出新权威主义，而不是强化新权威主义。当然，这将是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强调新权威主义，针对的批判对象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观念，认为一种好的制度不需要经过社会条件的配合就可以直接搬来，而我指出，只有通过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治才能够为未来的民主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新权威主义。概言之，只有新权威主义形成的政治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产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只有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这一基础之上民间社会的发育，才能为民主发展提供社会基础。我在1990年代初期对激进主义思潮就比较警惕，我当时受到严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严复曾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新和旧的稳定统一，本身就是反激进主义。此后，我把新权威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一种新保守主义，从哲学角度强调新制度的生长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尊重现存的社会条件，尊重现存的秩序结构，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渐进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我所主张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中道理性”意义上的渐进改革观。我的新书想提出的问题是，当“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陷入一系列改革困境时，不应进一步强化权威主义的刚性来代替必要的改革。从历史上看，简单通俗地说，好的新权威主义，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走向民主的新权威主义；坏的新权威主义，就是拒绝变革从而引发革命灾难的新权威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的是好的新权威主义。当然这里的民主必须是有中国特点的。
文汇报：我们注意到，您的新书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详细解释一下“中道理性”原则？
萧功秦：所谓“中道理性”原则主要有三个含义：
首先，“中道理性”强调渐进原则，即在威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其次，“中道理性”强调社会自生长性，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但这种改变也是借由渐进方式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开明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一元整合”，我们要通过发育民间社会，发展以社会组织自治为基础的“多元整合”，通过多元整合来辅助一元整合，让民间社会、社会中间组织成为培养民主文化的社会大学。
第三，“中道理性”强调多元试错，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单凭理性来设计未来发展蓝图也是不可靠的，也要有各种改革举措可以通过自主的多元尝试来积累经验，例如民间自荐候选人、发展乡镇选举与村民自治、党内民主、激发党内与社会的创新精神等等。这样就可以通过小规模的渐变，逐渐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积累社会矛盾。
文汇报：在全社会形成“中道理性”思维，需要“江湖”和“庙堂”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需要一个特别的中介。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担当起这种中介的角色么？
萧功秦：21世纪后，我觉得渐进的发展观念已成为社会共识，这些年来，社会的焦虑感在产生，知识分子出现分化，有的向右转，有的向“左”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求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承认一些“中道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社会共识。如果这种社会共识存在的话，知识分子会是非常好的中介。关键在于要有社会共识。
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
文汇报：“中道理性”特别强调渐进主义和多元试错方法。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走过了30年的渐进和试错阶段，现在应该对改革加以顶层设计了。您怎么看改革的顶层设计？
萧功秦：我们许多人之所以提出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个改革目标和方向。顶层设计从一个总的方向来说，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与方向是对的。但是，单纯提顶层设计，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只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按图施工，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施工蓝图，那就错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在“中道理性”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同经验与试错相结合。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与试错。我们过去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其实没有充分尊重地方、企业与单位的积极创新精神，试错的功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邓小平是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谈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要强调多元试错，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利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还特别强调民间社会的发育。因此也有论者指出，这条原则实际上有很强的法团主义色彩，也就是强调把不同社会利益组织整合到国家秩序中。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萧功秦：我想，民间社会的发育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多元社会利益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让多元利益自己组织，通过社团登记、合法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一些引导与规范。另一条是，政府为了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民间社会创造法团，法团是政府派出的，要求他们代表、反映多元利益，与政府进行协商。这也是多元化社会实现善治的办法。这种法团主义的民间社会发展路径，是除了英美、东欧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所走的道路，例如新加坡、韩国、日本、南欧许多国家，许多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根据这种路径，国家组织的法团会自然演化为社会法团，民间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由于多元利益缺乏整合机制，社会矛盾与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这是我们现在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之一。
健康的民间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培育、发展民间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民间社会来发展国家威权“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民间社会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似乎更大程度上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它如何进一步落实到现实社会的操作层面之上？
萧功秦：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我只能从总体上提出一种方向性的建议。既然问题的症结是“强国家”和“弱社会”之间一种不均衡状态，那么，发展社会，形成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一个方向。文汇报：许多人认识您是从《儒家文明的困境》一书开始的，儒家文化本身有“中道理性”的基因吗？
萧功秦：“中道理性”的核心理念就是“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一个深刻观念：“变法易教，不知化不可”。这个“化”本身包含很多智慧。参与戊戌变法的士人尹彦和对这个“化”字作了很恰当的诠释：“化者，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真正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徐进的方式(渐)，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顺)，要把复杂矛盾与问题，予以逐渐分散与化解(靡)；由于新事物的长入，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发育滋长的渐进长入过程，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秩序之间，大体上要保持相适应的状态(服)。久而久之，新制度就转化为社会有机体内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习)。他认为戊戌变法正是失之于激进。因此，他试图从《中庸》哲学中寻找改革的智慧和途径。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经验，儒家与各派思想中其实有很多精华，非常值得我们去体悟，重新加以创造性地解释和反思。从文化之根中吸取营养，往往能有效地形成社会认同。我们今后的改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基于民族根本的社会共识。这也就是我提倡“中道理性”的原因所在。
链接地址：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10/29/content_60.htm
标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以“中道理性”超越极化思维
记者：杨逸淇
转载：新民网
◆今年8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萧功秦出版了自己的第九本著作《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他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倡导的一种社会共识。日前，就其新作的主要观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萧功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自1980年代以来，萧功秦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距离1986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儒家文化的困境》26年之后，今年8月，萧功秦出版了自己的第九本著作《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曾言：“我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知识分子和民间以及大学生看的，也是写给官员们看的。”近日，在他的书斋里，就其新作的主要观点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现实意义，萧功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萧功秦指出，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具有很大的消极性与破坏性，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并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困局与灾难，它们在社会大众中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因此，它们具有煽动民粹主义的巨大能量。
基于此，他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所谓“中道理性”，第一是渐进原则，在威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是强调社会自生长性，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第三是多元试错，让各地与各企业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利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有困境的一些办法。
萧功秦强调，“中道理性”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特别重要。在“中道理性”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和经验与试错相结合。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与试错。
追本溯源，中道和中庸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传承关系。萧功秦认为，从文化之根中吸取营养，往往能有效地形成社会认同；以后的改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基于民族根本的社会共识。这也正是他特别提倡“中道理性”的原因所在。
在专访中，萧功秦多次言及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萧功秦的新书里甚至还引用了严复书房里的一副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萧功秦的“夫子自道”。
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
文汇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极端化的思维在社会生活中也在不断强化，“左”与右不同立场之间的相互谩骂充斥着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其极端者更是在现实生活中相互掐架。究竟是哪些主要原因导致了上述极端化行为？
萧功秦：低水平的谩骂固然算极端化行为，但这只是个人情绪层面的东西，相对而言，我觉得激进主义思维造成的危害更大。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简单地把西方一种制度植入中国，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的社会蓝图，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及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激进主义思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很深厚的民间土壤。比如，激进革命思维就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一种道德优越感：我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把不同意见看作是正邪之争，在思维方式与对人态度上，当你认为你自己的追求是正义的，那么，反对自己观念的人就被认为是敌人或者是敌对者。对敌对者要通过斗争加以解决。两极思维、斗争哲学、零和游戏，在这种激进文化中积淀了深厚基础。另外，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认为制度之所以不改，那是由利益集团的本性所决定的，由此产生绝望感，想通过彻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文汇报：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20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十多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抬头，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渊源？它们究竟是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幌子，还是来自社会生活的真实呼声？
萧功秦：出现“左”、右思潮并不一定是坏事情。所谓“左”，我指一般意义上的左翼，更强调底层的利益，强调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右翼则强调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两种力量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都有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作为完善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然而，“左”、右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则具有很大的消极性与破坏性。
当前，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意识形态的“自圆其说”的话语力量，对中国当前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单化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它们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并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困局与灾难，它们在社会大众中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因此，它们具有煽动民粹主义的巨大能量。这是必须强调的。
极端思潮的抬头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有关，与人类的深层心理有关。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不满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比如，“文革”中的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把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
文汇报：不少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化思维和激进主义思想之所以在当前特别显现，同当前社会中贫富差距过大有密切关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不是造成极端化思维的物质基础？
萧功秦：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观察，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的现象，这是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决定的。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本身的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政府也正在努力做这方面的事，这也是看得到的事实。
第二是从改革的角度观察，中国出现过大的贫富分化与制度改革不到位有关系，也跟“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本身的缺陷有关系。极化思维不但学理贫乏，同时它也是对改革滞后所产生的一种挫折感的反映。正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激进主义思潮，关键在于让人们看到进一步改革的希望，要用不失时机、富有成效的改革来化解激进主义。如果拒绝改革、顽固保守，那只会激发激进主义走向极端主义。
在承认“中道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社会共识
文汇报：为什么“左”与右的激进选择都行不通？
萧功秦：激进主义的本质，就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其中的拉丁文字根radic，就是根本之意)。更具体地说，政治激进主义就是根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张理想社会蓝图，对社会进行全面、根本改造的主义。这张理想蓝图并非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以人们认定的某些被认为普适性的“终极价值”与理念为基础。“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以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这就会陷入激进乌托邦的大灾难。而人类社会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民族适应环境过程中的集体经验的产物，在经验与尝试中使一个不美好的社会变得相对更好一些，拒绝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这才是合理选择。严复百年前说的一句话特别精彩，他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在我看来，这正是“中道理性”的实质精神。
可以说，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灾难的历史。这两种激进主义对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20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另一方面，“左”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有目共睹。“文革”时期通过穷过渡方式推行激进的平均主义，带来的后果是物质极端贫乏和生产力极端落后。邓小平鲜明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正体现了我们民族对激进主义灾难的历史反思。
文汇报：多年前，您曾经倡导新权威主义来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新权威主义从一种学术话语转化为一种公共话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回过头来看，您是否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
萧功秦：如果说我现在的思想与20年前强调新权威主义时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现在我更强调，中国要在新权威主义条件下，通过发展民间社会，为更完善的民主发展创造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稳定的发展，逐渐走出新权威主义，而不是强化新权威主义。当然，这将是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强调新权威主义，针对的批判对象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观念，认为一种好的制度不需要经过社会条件的配合就可以直接搬来，而我指出，只有通过一个有现代化导向的威权政治才能够为未来的民主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新权威主义。概言之，只有新权威主义形成的政治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产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只有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这一基础之上民间社会的发育，才能为民主发展提供社会基础。我在1990年代初期对激进主义思潮就比较警惕，我当时受到严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严复曾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新和旧的稳定统一，本身就是反激进主义。此后，我把新权威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一种新保守主义，从哲学角度强调新制度的生长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尊重现存的社会条件，尊重现存的秩序结构，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渐进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我所主张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中道理性”意义上的渐进改革观。我的新书想提出的问题是，当“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陷入一系列改革困境时，不应进一步强化权威主义的刚性来代替必要的改革。从历史上看，简单通俗地说，好的新权威主义，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走向民主的新权威主义；坏的新权威主义，就是拒绝变革从而引发革命灾难的新权威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的是好的新权威主义。当然这里的民主必须是有中国特点的。
文汇报：我们注意到，您的新书提出以“中道理性”原则来超越“左”与右的激进主义。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详细解释一下“中道理性”原则？
萧功秦：所谓“中道理性”原则主要有三个含义：
首先，“中道理性”强调渐进原则，即在威权体制下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其次，“中道理性”强调社会自生长性，强调社会整合方式的根本改革，但这种改变也是借由渐进方式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开明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一元整合”，我们要通过发育民间社会，发展以社会组织自治为基础的“多元整合”，通过多元整合来辅助一元整合，让民间社会、社会中间组织成为培养民主文化的社会大学。
第三，“中道理性”强调多元试错，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单凭理性来设计未来发展蓝图也是不可靠的，也要有各种改革举措可以通过自主的多元尝试来积累经验，例如民间自荐候选人、发展乡镇选举与村民自治、党内民主、激发党内与社会的创新精神等等。这样就可以通过小规模的渐变，逐渐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积累社会矛盾。
文汇报：在全社会形成“中道理性”思维，需要“江湖”和“庙堂”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需要一个特别的中介。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担当起这种中介的角色么？
萧功秦：21世纪后，我觉得渐进的发展观念已成为社会共识，这些年来，社会的焦虑感在产生，知识分子出现分化，有的向右转，有的向“左”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求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承认一些“中道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一种社会共识。如果这种社会共识存在的话，知识分子会是非常好的中介。关键在于要有社会共识。
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
文汇报：“中道理性”特别强调渐进主义和多元试错方法。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走过了30年的渐进和试错阶段，现在应该对改革加以顶层设计了。您怎么看改革的顶层设计？
萧功秦：我们许多人之所以提出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有一种焦虑感，总觉得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个改革目标和方向。顶层设计从一个总的方向来说，有一个努力的目标与方向是对的。但是，单纯提顶层设计，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即只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按图施工，就能解决问题。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施工蓝图，那就错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在“中道理性”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同经验与试错相结合。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切实的目标，另一方面，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实践与试错。我们过去出现了很多问题，关键恰恰在于，我们其实没有充分尊重地方、企业与单位的积极创新精神，试错的功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这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邓小平是深切理解“试错”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谈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要强调多元试错，让地方、企业、学校、机关等有必威体育betway888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利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还特别强调民间社会的发育。因此也有论者指出，这条原则实际上有很强的法团主义色彩，也就是强调把不同社会利益组织整合到国家秩序中。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萧功秦：我想，民间社会的发育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多元社会利益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让多元利益自己组织，通过社团登记、合法发展，政府对其进行一些引导与规范。另一条是，政府为了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民间社会创造法团，法团是政府派出的，要求他们代表、反映多元利益，与政府进行协商。这也是多元化社会实现善治的办法。这种法团主义的民间社会发展路径，是除了英美、东欧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所走的道路，例如新加坡、韩国、日本、南欧许多国家，许多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参考。根据这种路径，国家组织的法团会自然演化为社会法团，民间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由于多元利益缺乏整合机制，社会矛盾与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这是我们现在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之一。
健康的民间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培育、发展民间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民间社会来发展国家威权“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民间社会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
文汇报：“中道理性”原则似乎更大程度上是观念层面上的东西，它如何进一步落实到现实社会的操作层面之上？
萧功秦：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我只能从总体上提出一种方向性的建议。既然问题的症结是“强国家”和“弱社会”之间一种不均衡状态，那么，发展社会，形成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一个方向。文汇报：许多人认识您是从《儒家文明的困境》一书开始的，儒家文化本身有“中道理性”的基因吗？
萧功秦：“中道理性”的核心理念就是“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管子》就提出一个深刻观念：“变法易教，不知化不可”。这个“化”本身包含很多智慧。参与戊戌变法的士人尹彦和对这个“化”字作了很恰当的诠释：“化者，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真正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徐进的方式(渐)，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顺)，要把复杂矛盾与问题，予以逐渐分散与化解(靡)；由于新事物的长入，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发育滋长的渐进长入过程，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秩序之间，大体上要保持相适应的状态(服)。久而久之，新制度就转化为社会有机体内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习)。他认为戊戌变法正是失之于激进。因此，他试图从《中庸》哲学中寻找改革的智慧和途径。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经验，儒家与各派思想中其实有很多精华，非常值得我们去体悟，重新加以创造性地解释和反思。从文化之根中吸取营养，往往能有效地形成社会认同。我们今后的改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基于民族根本的社会共识。这也就是我提倡“中道理性”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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