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2012年5月4日 11版
标题：方广锠和他的敦煌学研究（下）——敦煌遗书：逸散之后的另一种“团圆”
记者：江胜信
让因为历史原因逸散各国的敦煌遗书在“敦煌遗书库”中“团圆”，这既是民族情感，同时也超越了民族情感，志在为全世界敦煌学研究者挖掘敦煌遗书这座富矿提供网上高端平台。
“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样的‘野心’。”方广锠笑称，“我只是一步一步做下来，后来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就去做。还是那句话，‘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约计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如今分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的数十个机构和无数个私家。单是寻访踪迹已是不易，如遇到秘不示人的藏家，更是难上加难。愣是在种种艰难中，方广锠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像沉沉夜幄中的旅人，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题记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敦煌遗书虽然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精华已经让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对此观点，方广锠不赞同。他说，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遗书占据藏经洞敦煌遗书的90%以上。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不懂佛教，这制约了他们挑选的水平。他们挑选了一些自以为好的遗书，其他基本是王道士整包、整捆地给他。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进入藏经洞后，可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这也制约了他的挑选水平，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带有题记的佛教遗书，以及各种佛教经录等。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有关人员监守自盗，但因为他们对佛教也不甚熟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此劫。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
就国家图书馆而言，“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方广锠说，“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国图。其实，就经、史、子、集四部书而言，中国的收藏量也相当可观。仅就经部而言，国图的收藏量就超过英国。”
第二，敦煌遗书总目录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很多研究者在从事课题研究时，很难知道敦煌遗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资料，不得不留下遗憾。
近20年来，各收藏单位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相继出版：1992年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文献》；1993年到2005年，该社又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05年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11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直观的图录固然可以让研究者更加接近敦煌遗书的原貌，但即便是印刷再精良的图录，也无法完全反映敦煌遗书的全部信息。
方广锠在敦煌学界首次提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以敦煌遗书的年代为主要依据，并考察其制作方式、品相、纸张（或其它载体）特点、保存数量、装帧、装潢、书写主体、题记、印章、现代装裱、收藏题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综合评价。文献价值以敦煌遗书抄录的文献研究价值为主要依据，主要考察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及对文献的二次加工。文字价值指敦煌遗书的书法与文字学研究价值，包括汉文、古藏文及其它古文字，兼及硬笔与软笔等书写工具；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书体；古今字、武周新字、异体字、俗体字、笔画增减字等字形。图录可以大体反映敦煌遗书的文献、文字价值，却难以完整体现它的文物价值。此外，上述图录均按照馆藏流水目录编排，如想研究某一种文献，需要逐一翻检全部图录，非常不便。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必须加工。”方广锠认为，“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为了让这批敦煌遗书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供敦煌学界的研究者更好地使用，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目录，即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将其中可以被人们研究的信息全部提取、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编排，以供研究者使用。所以，图录虽然为编纂目录提供了便利，但高水平的目录无法仅依据图录，必须依据原卷编纂。敦煌遗书的原卷逸散世界各地，编目难度无法想象。
摆在方广锠面前的有两条路：知难而退或迎难而上，方广锠选择第二条。
1984年，当任继愈先生把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的任务交给方广锠时，方广锠原本以为并不难。但真正动手才知道，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这对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那么，能不能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呢？
这个想法得到任先生的大力支持。方广锠回忆：“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有自己的专用助手，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接着，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我请人把黄永武的《敦煌最新目录》输入计算机，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计算机版敦煌遗书目录索引。因为当时计算机只有国标一级字库，不少汉字只能用符号替代。所以，索引完成后一直没有公布，只供我个人使用。所有这一切，为我的敦煌遗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这一切，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最初的编目依据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该图录利用微缩胶卷公布了国图收录的敦煌遗书。国图拍摄微缩胶卷时，所藏敦煌遗书未及修复，有的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有的墨痕深浅不一，难以辨认，有的背面还有内容，拍摄时遗漏了。为了真切把握遗书信息，方广锠向国图提出合作编目的设想，但没有得到积极回音。原因在于图书馆界有一句行话：“翻一翻，六十年”，意思是古籍的纸张容易损坏，翻一翻就可能“折寿”60年。管理和使用，这在图书馆始终是一对矛盾。具体到敦煌遗书，它们原本就是一批古代废弃的残卷，不少遗书残破状态非常严重，不加修复，不可能提供阅览，自然也无法编目。所以当时国图不对外开放敦煌遗书，想要看到它们的真容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曾想，几年之后，事情竟有了转机：1987年，任继愈先生被任命为国图馆长，1989年，方广锠从社科院亚太所历史宗教室副主任调任国图善本部副主任。1990年底，在冀淑英等老专家的支持下，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逐步开展起来。于是，敦煌遗书编目工程也同时启动。
方广锠终于盼来了和敦煌遗书近在咫尺的凝视。它的容颜、它的肌理、它的气质，穿越千年却生动依然，百看不厌。方广锠在《面对敦煌遗书时的感觉》一文中写道：“真是心神俱醉，这种享受，人间难得。”
国图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敦煌遗书原由善本部典藏组管理，编目组每次提取遗书，典藏组要逐号检查、登记。善本部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当天提取的古籍，当天必须归库。归库时需要再次逐号检查、注销登记。这样，每天仅办理出库、进库的手续就要耗费很多时间。为了提高编目效率，善本部经过研究，将敦煌遗书特藏库交给编目组管理。此后每次进出库，典藏组只负责登记件数，不详细记录内容，每次起码可节省半个多小时。这样，编目效率虽然提高了，编目组肩上的责任却大大加重。方广锠说：“我当时向编目组同人说：如果在编目过程中，敦煌遗书出现丢失、损坏等情况，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功劳，反过来只有罪过。”所以，当时除了对编目组成员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善本意识的教育，严格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要挑选一个能够切实对敦煌遗书安全负起责任的人员。方广锠说：“有一次，某个卷子因为归错架，一时找不到。编目组里一位同志脸涨得通红，额头冒汗。我一看，好！今后就让她负责。”从此，敦煌遗书特藏库就由这位同志负责管理。今年，因为国图馆舍大修，敦煌遗书全部搬到其他地方保存。国图乘搬库的机会对敦煌遗书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点。清点的结果是，从1990年起开始编目直到今年目录最终完成，整整28年。28年间，馆藏敦煌遗书没有半点纰漏。方广锠说：“我虽然对同志们的工作充满信心，但这次的清点工作让我彻底放了心。现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已经完成，敦煌遗书库也将交还典藏组管理。”
在新编的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中，方广锠团队对16579件遗书的每一张纸、每一行字都做到有所记录，有所交代。任先生曾反复强调：“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大家用得方便。”
“我拿先生的话来要求自己，既然有这样的机缘，那就尽全力做到最好。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错误，但努力争取少出错误，出小错误。这也是编目长达28年的原因之一。”方广锠说。
除了国图的敦煌遗书外，这些年来，方广锠还完成了湖北、山东、上海、山西、重庆、湖南、广东、天津、贵州、江苏、浙江等省市，以及台湾的敦煌遗书调查，还完成若干私人收藏的调查。
为英国图书馆编目
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曾为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做过整理，现在英国不少敦煌遗书上都可以看到蒋师爷写的编号及简单的著录。有意思的是，少数编号与著录的字迹非常拙劣，与蒋师爷娟秀的笔迹完全不同。方广锠说：这些拙劣的中文，可能是斯坦因写的。看来斯坦因在向蒋师爷学中文。英国图书馆的有关学者也同意方广锠的这一推测。按道理讲，蒋师爷应该对他整理过的遗书编出草目，但至今没有发现。不知道当初是否真的有过那样一个草目。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英国缺乏专业人员来编目，上世纪20年代，英国曾经向法国的伯希和求助，希望能够由伯希和承担这批英国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伯希和答应了，于是英国把一批敦煌遗书寄到法国。伯希和收到这些敦煌遗书后，开了收条。方广锠说，他在英国时，亲眼看到过当年伯希和写的收条。但伯希和最后未能帮助英国编目，因为他连法国敦煌遗书的编目都做不过来。那么，这批邮寄的遗书都还给英国了吗？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回答得含含糊糊：“应该都还回来了吧。”但方广锠却发现法国图书馆有两件敦煌遗书盖着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章。真是一笔糊涂账。
英藏敦煌遗书的系统整理始自上世纪30年代，由汉学家翟林奈主持，1956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收入英国敦煌遗书写本6980号，刻本20余号。还有约7000号遗书残片未能纳入。
讲起翟林奈，就要讲到他对中国向达先生的刁难。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到伦敦寻访敦煌遗书。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更不要说敦煌遗书本来就是中国的。所以，翟林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向达先生看。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翟林奈为向达先生设置了种种障碍。据说，当年翟林奈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诸如今天有事来不了，明天忘了带钥匙，后天管库房的人找不到等等。向达先生经费有限，不可能在英国长期滞留，最后只看到少量写卷，怏怏而归。从大英博物馆的规章制度讲，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可制度是由人去执行的，不同的人，执行的结果完全不同。
与向达相比，方广锠则幸运得多。
由于英国还有将近7000号残片无人编目，1991年，英方邀请方广锠前往编目。其后，方广锠又先后5次赴英，完成了上述7000号残片的编目。在异乡编目的方广锠得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组负责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编目得以顺利进行。方广锠也按照惯例，把阶段性成果《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赠送该馆，表示感谢。
在7000号残片的编目即将完成之时，国内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中、英、法、俄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中，三大单位的敦煌遗书已经或即将全部出版，唯有英国敦煌遗书还深藏闺中。为此，方广锠决心为出版英国敦煌遗书的全部图录而努力。在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之后，英国图书馆同意了方广锠这一要求，决定以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著的名义，在中国出版英国所藏全部敦煌遗书。
由于翟林奈的目录比较简单，且错误不少，也不符合从文物、文献、文字全面著录的要求，方广锠决定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将翟林奈已经编目的敦煌遗书，重新予以编目。为此，2009年，他第7次赴英，这次带领一个7人团队，在英国工作了半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虽然得到英国吴芳思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其间也曾遇到种种困难。比如，2009年，英国图书馆亚非部新任主任魏泓（SusanWhitfieid）向方广锠勒索编目资料，遭到拒绝后，竟下令阅览室禁止为方广锠团队提供敦煌遗书原件，使编目工作被迫停顿。
对此，方广锠向英国图书馆馆长致信抗议：“馆长阁下，你想必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信中还指出：“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它的基本理念是开放资料、服务读者。英国国家图书馆想必也是如此。魏泓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基本理念，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英国图书馆蒙羞，也在世界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在英国图书馆一批正义人士的支持下，英国图书馆馆长调查了事情的真相，当面向方广锠表示道歉，其后还写了一封书面的道歉信，并对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表示支持。
方广锠对记者说：“我与英国交往二十来年，合作是主流，得到帮助是主流。特别是吴芳思博士对中国学者的无私支持，我永远难以忘怀。2009年受到的刁难，那只是魏泓的个人行为。在英国图书馆中主持正义人们的支持与帮助下，魏泓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这也说明翟林奈的时代、斯坦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远赴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方广锠还先后到法国、俄罗斯（当时还叫苏联）、日本、印度寻访敦煌遗书。
法国的敦煌遗书存放在法国图书馆。阅览者须买一张阅览卡，看一天就扣一天的钱。按照馆方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提阅3件。方广锠与馆方交涉后，对方给予方便，改为每次提阅3件，看后交回，再取3件，次数不限。由于经费有限，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只看了若干特别感兴趣的卷子。不过，法国图书馆已经表示，随时可以接待方广锠及其团队到法国为敦煌遗书重新编目。
在前苏联，方广锠受到敦煌学家、老朋友孟列夫的热情接待，对方也提供了各种方便，无奈方广锠只能停留两周，一周考察敦煌遗书，一周考察黑水城遗书。“我拼命地抄啊。”这是方广锠对那段时间的最深刻印象。俄罗斯的19000号遗书，目前已经编目的只有3000余号。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欢迎方广锠团队前去编目。
记者问方广锠计划什么时候到法国与俄罗斯去编目。方广锠回答：其实草目已经完成。只要经费能够落实，随时可以前往。实在不行，只能根据图录来定稿。虽然无法著录敦煌遗书的文物信息，但有完整目录总比没有好。
日本的敦煌遗书收藏得极为分散，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单位托人联系以后，可以看到。有的单位，无论托谁联系，馆方都不答应阅览。但也有单位比较开放，任何人均可阅览。只是有些私人收藏机构要收费。如方广锠在某单位仅看两个卷子，就收费8000日元，还是打了8折的。1994以来，方广锠已经多次前往日本，凡有可能，尽量查访。他对记者说：“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为1000号到2000号之间，我已经掌握1000来号。但大部分只看到图录，没有看到原件，今后计划尽量查阅原件，今年下半年将会再去一次。”
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物，现在有部分保存在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其中包括若干敦煌遗书。为此方广锠特意到印度去了一趟。遗憾的是馆方不完全开放阅览，除了让方广锠参观陈列室中供一般来访者参观的陈列品外，打开了陈列室中原来封闭的一批藏品，算是特别优待。方广锠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去。”
第一期将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角度，对敦煌遗书逐一著录。并具备按照不同的预设条件进行检索、分类、输出等功能。目前第一期的架构已经基本搭起，正在完善中；数据资料也在逐步充实与修订。
第二期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全面纳入敦煌遗书的原始资料、编目资料、研究论著、相关古籍乃至研究动态；第二，尽力挖掘、完整著录敦煌遗书中蕴含的六大特点、三大价值、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各种知识点。第三，尽力挖掘、完整著录百年敦煌研究成果及传世古籍中的相关知识点。第四，确定各知识点的权重，依据其内在联系将它们全面打通，建立起敦煌遗书知识之网。第五，开发各种工具软件、提供各种研究手段。
“敦煌遗书库”建成之后，将分为普通版和专业版，是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平台，也是逸散各国敦煌遗书共同“居住”的家。
链接地址：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05/04/content_73.htm
标题：方广锠和他的敦煌学研究（下）——敦煌遗书：逸散之后的另一种“团圆”
记者：江胜信
让因为历史原因逸散各国的敦煌遗书在“敦煌遗书库”中“团圆”，这既是民族情感，同时也超越了民族情感，志在为全世界敦煌学研究者挖掘敦煌遗书这座富矿提供网上高端平台。
“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样的‘野心’。”方广锠笑称，“我只是一步一步做下来，后来发现有这个可能，那就去做。还是那句话，‘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约计58000号汉文敦煌遗书，如今分藏于中、英、法、日、俄等国的数十个机构和无数个私家。单是寻访踪迹已是不易，如遇到秘不示人的藏家，更是难上加难。愣是在种种艰难中，方广锠掌握了其中的57000号，像沉沉夜幄中的旅人，看到了天边的曙光。
——题记
中国收藏敦煌遗书量多质高
世界敦煌遗书总数大约在71000号左右，大部分残缺不全。如果把那些可以缀接的残卷缀接起来，把较小的残片、空号等排除不计，则总数约在30000号。其中收藏在中国国内的有13000多号，英国7000到8000号，法国4000多号，俄罗斯不足3000号，日本约1000到2000号，其他数百号散藏在世界各地。也就是说，就实际数量而言，中国收藏的敦煌遗书占全世界五分之二强。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敦煌遗书虽然数量多，但质量不高，精华已经让外国探险家挑走了。对此观点，方广锠不赞同。他说，佛教及与佛教相关的遗书占据藏经洞敦煌遗书的90%以上。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不懂佛教，这制约了他们挑选的水平。他们挑选了一些自以为好的遗书，其他基本是王道士整包、整捆地给他。其次是伯希和，他是一个汉学家，进入藏经洞后，可以任意挑选，但他不懂佛教，这也制约了他的挑选水平，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带有题记的佛教遗书，以及各种佛教经录等。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有关人员监守自盗，但因为他们对佛教也不甚熟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此劫。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
就国家图书馆而言，“敦煌遗书不但在实际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方广锠说，“当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国图。其实，就经、史、子、集四部书而言，中国的收藏量也相当可观。仅就经部而言，国图的收藏量就超过英国。”
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
敦煌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却遭遇到了发展瓶颈。方广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难见到。第二，敦煌遗书总目录至今尚未完成。
这样，很多研究者在从事课题研究时，很难知道敦煌遗书中是否有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资料，不得不留下遗憾。
近20年来，各收藏单位馆藏敦煌遗书的图录相继出版：1992年到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文献》；1993年到2005年，该社又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2005年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11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直观的图录固然可以让研究者更加接近敦煌遗书的原貌，但即便是印刷再精良的图录，也无法完全反映敦煌遗书的全部信息。
方广锠在敦煌学界首次提出，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以敦煌遗书的年代为主要依据，并考察其制作方式、品相、纸张（或其它载体）特点、保存数量、装帧、装潢、书写主体、题记、印章、现代装裱、收藏题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综合评价。文献价值以敦煌遗书抄录的文献研究价值为主要依据，主要考察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及对文献的二次加工。文字价值指敦煌遗书的书法与文字学研究价值，包括汉文、古藏文及其它古文字，兼及硬笔与软笔等书写工具；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书体；古今字、武周新字、异体字、俗体字、笔画增减字等字形。图录可以大体反映敦煌遗书的文献、文字价值，却难以完整体现它的文物价值。此外，上述图录均按照馆藏流水目录编排，如想研究某一种文献，需要逐一翻检全部图录，非常不便。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资料，而资料必须加工。”方广锠认为，“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为了让这批敦煌遗书更好地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供敦煌学界的研究者更好地使用，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目录，即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将其中可以被人们研究的信息全部提取、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编排，以供研究者使用。所以，图录虽然为编纂目录提供了便利，但高水平的目录无法仅依据图录，必须依据原卷编纂。敦煌遗书的原卷逸散世界各地，编目难度无法想象。
摆在方广锠面前的有两条路：知难而退或迎难而上，方广锠选择第二条。
国图敦煌遗书编目历时28载
1984年，当任继愈先生把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的任务交给方广锠时，方广锠原本以为并不难。但真正动手才知道，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这对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那么，能不能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呢？
最初的编目依据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该图录利用微缩胶卷公布了国图收录的敦煌遗书。国图拍摄微缩胶卷时，所藏敦煌遗书未及修复，有的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有的墨痕深浅不一，难以辨认，有的背面还有内容，拍摄时遗漏了。为了真切把握遗书信息，方广锠向国图提出合作编目的设想，但没有得到积极回音。原因在于图书馆界有一句行话：“翻一翻，六十年”，意思是古籍的纸张容易损坏，翻一翻就可能“折寿”60年。管理和使用，这在图书馆始终是一对矛盾。具体到敦煌遗书，它们原本就是一批古代废弃的残卷，不少遗书残破状态非常严重，不加修复，不可能提供阅览，自然也无法编目。所以当时国图不对外开放敦煌遗书，想要看到它们的真容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曾想，几年之后，事情竟有了转机：1987年，任继愈先生被任命为国图馆长，1989年，方广锠从社科院亚太所历史宗教室副主任调任国图善本部副主任。1990年底，在冀淑英等老专家的支持下，国图敦煌遗书的修复逐步开展起来。于是，敦煌遗书编目工程也同时启动。
方广锠终于盼来了和敦煌遗书近在咫尺的凝视。它的容颜、它的肌理、它的气质，穿越千年却生动依然，百看不厌。方广锠在《面对敦煌遗书时的感觉》一文中写道：“真是心神俱醉，这种享受，人间难得。”
国图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敦煌遗书原由善本部典藏组管理，编目组每次提取遗书，典藏组要逐号检查、登记。善本部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当天提取的古籍，当天必须归库。归库时需要再次逐号检查、注销登记。这样，每天仅办理出库、进库的手续就要耗费很多时间。为了提高编目效率，善本部经过研究，将敦煌遗书特藏库交给编目组管理。此后每次进出库，典藏组只负责登记件数，不详细记录内容，每次起码可节省半个多小时。这样，编目效率虽然提高了，编目组肩上的责任却大大加重。方广锠说：“我当时向编目组同人说：如果在编目过程中，敦煌遗书出现丢失、损坏等情况，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功劳，反过来只有罪过。”所以，当时除了对编目组成员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善本意识的教育，严格各种规章制度之外，要挑选一个能够切实对敦煌遗书安全负起责任的人员。方广锠说：“有一次，某个卷子因为归错架，一时找不到。编目组里一位同志脸涨得通红，额头冒汗。我一看，好！今后就让她负责。”从此，敦煌遗书特藏库就由这位同志负责管理。今年，因为国图馆舍大修，敦煌遗书全部搬到其他地方保存。国图乘搬库的机会对敦煌遗书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点。清点的结果是，从1990年起开始编目直到今年目录最终完成，整整28年。28年间，馆藏敦煌遗书没有半点纰漏。方广锠说：“我虽然对同志们的工作充满信心，但这次的清点工作让我彻底放了心。现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已经完成，敦煌遗书库也将交还典藏组管理。”
在新编的国图敦煌遗书总目录中，方广锠团队对16579件遗书的每一张纸、每一行字都做到有所记录，有所交代。任先生曾反复强调：“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不做则罢，要做就做到最好，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大家用得方便。”
“我拿先生的话来要求自己，既然有这样的机缘，那就尽全力做到最好。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错误，但努力争取少出错误，出小错误。这也是编目长达28年的原因之一。”方广锠说。
除了国图的敦煌遗书外，这些年来，方广锠还完成了湖北、山东、上海、山西、重庆、湖南、广东、天津、贵州、江苏、浙江等省市，以及台湾的敦煌遗书调查，还完成若干私人收藏的调查。
异国他乡的寻访
为英国图书馆编目
斯坦因不懂中文，他的中国助手蒋师爷曾为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做过整理，现在英国不少敦煌遗书上都可以看到蒋师爷写的编号及简单的著录。有意思的是，少数编号与著录的字迹非常拙劣，与蒋师爷娟秀的笔迹完全不同。方广锠说：这些拙劣的中文，可能是斯坦因写的。看来斯坦因在向蒋师爷学中文。英国图书馆的有关学者也同意方广锠的这一推测。按道理讲，蒋师爷应该对他整理过的遗书编出草目，但至今没有发现。不知道当初是否真的有过那样一个草目。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英国缺乏专业人员来编目，上世纪20年代，英国曾经向法国的伯希和求助，希望能够由伯希和承担这批英国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伯希和答应了，于是英国把一批敦煌遗书寄到法国。伯希和收到这些敦煌遗书后，开了收条。方广锠说，他在英国时，亲眼看到过当年伯希和写的收条。但伯希和最后未能帮助英国编目，因为他连法国敦煌遗书的编目都做不过来。那么，这批邮寄的遗书都还给英国了吗？今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回答得含含糊糊：“应该都还回来了吧。”但方广锠却发现法国图书馆有两件敦煌遗书盖着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章。真是一笔糊涂账。
英藏敦煌遗书的系统整理始自上世纪30年代，由汉学家翟林奈主持，1956年由大英博物馆出版，收入英国敦煌遗书写本6980号，刻本20余号。还有约7000号遗书残片未能纳入。
讲起翟林奈，就要讲到他对中国向达先生的刁难。上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到伦敦寻访敦煌遗书。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更不要说敦煌遗书本来就是中国的。所以，翟林奈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向达先生看。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翟林奈为向达先生设置了种种障碍。据说，当年翟林奈找出各种理由来推脱，诸如今天有事来不了，明天忘了带钥匙，后天管库房的人找不到等等。向达先生经费有限，不可能在英国长期滞留，最后只看到少量写卷，怏怏而归。从大英博物馆的规章制度讲，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可制度是由人去执行的，不同的人，执行的结果完全不同。
与向达相比，方广锠则幸运得多。
由于英国还有将近7000号残片无人编目，1991年，英方邀请方广锠前往编目。其后，方广锠又先后5次赴英，完成了上述7000号残片的编目。在异乡编目的方广锠得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组负责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编目得以顺利进行。方广锠也按照惯例，把阶段性成果《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赠送该馆，表示感谢。
在7000号残片的编目即将完成之时，国内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形势一片大好，世界中、英、法、俄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中，三大单位的敦煌遗书已经或即将全部出版，唯有英国敦煌遗书还深藏闺中。为此，方广锠决心为出版英国敦煌遗书的全部图录而努力。在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之后，英国图书馆同意了方广锠这一要求，决定以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著的名义，在中国出版英国所藏全部敦煌遗书。
由于翟林奈的目录比较简单，且错误不少，也不符合从文物、文献、文字全面著录的要求，方广锠决定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将翟林奈已经编目的敦煌遗书，重新予以编目。为此，2009年，他第7次赴英，这次带领一个7人团队，在英国工作了半年，终于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虽然得到英国吴芳思博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其间也曾遇到种种困难。比如，2009年，英国图书馆亚非部新任主任魏泓（SusanWhitfieid）向方广锠勒索编目资料，遭到拒绝后，竟下令阅览室禁止为方广锠团队提供敦煌遗书原件，使编目工作被迫停顿。
对此，方广锠向英国图书馆馆长致信抗议：“馆长阁下，你想必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信中还指出：“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它的基本理念是开放资料、服务读者。英国国家图书馆想必也是如此。魏泓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基本理念，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英国图书馆蒙羞，也在世界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在英国图书馆一批正义人士的支持下，英国图书馆馆长调查了事情的真相，当面向方广锠表示道歉，其后还写了一封书面的道歉信，并对方广锠的编目工作表示支持。
方广锠对记者说：“我与英国交往二十来年，合作是主流，得到帮助是主流。特别是吴芳思博士对中国学者的无私支持，我永远难以忘怀。2009年受到的刁难，那只是魏泓的个人行为。在英国图书馆中主持正义人们的支持与帮助下，魏泓的目的最终没有得逞。这也说明翟林奈的时代、斯坦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远赴法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方广锠还先后到法国、俄罗斯（当时还叫苏联）、日本、印度寻访敦煌遗书。
法国的敦煌遗书存放在法国图书馆。阅览者须买一张阅览卡，看一天就扣一天的钱。按照馆方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提阅3件。方广锠与馆方交涉后，对方给予方便，改为每次提阅3件，看后交回，再取3件，次数不限。由于经费有限，在法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他只看了若干特别感兴趣的卷子。不过，法国图书馆已经表示，随时可以接待方广锠及其团队到法国为敦煌遗书重新编目。
在前苏联，方广锠受到敦煌学家、老朋友孟列夫的热情接待，对方也提供了各种方便，无奈方广锠只能停留两周，一周考察敦煌遗书，一周考察黑水城遗书。“我拼命地抄啊。”这是方广锠对那段时间的最深刻印象。俄罗斯的19000号遗书，目前已经编目的只有3000余号。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欢迎方广锠团队前去编目。
记者问方广锠计划什么时候到法国与俄罗斯去编目。方广锠回答：其实草目已经完成。只要经费能够落实，随时可以前往。实在不行，只能根据图录来定稿。虽然无法著录敦煌遗书的文物信息，但有完整目录总比没有好。
日本的敦煌遗书收藏得极为分散，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单位托人联系以后，可以看到。有的单位，无论托谁联系，馆方都不答应阅览。但也有单位比较开放，任何人均可阅览。只是有些私人收藏机构要收费。如方广锠在某单位仅看两个卷子，就收费8000日元，还是打了8折的。1994以来，方广锠已经多次前往日本，凡有可能，尽量查访。他对记者说：“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为1000号到2000号之间，我已经掌握1000来号。但大部分只看到图录，没有看到原件，今后计划尽量查阅原件，今年下半年将会再去一次。”
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物，现在有部分保存在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其中包括若干敦煌遗书。为此方广锠特意到印度去了一趟。遗憾的是馆方不完全开放阅览，除了让方广锠参观陈列室中供一般来访者参观的陈列品外，打开了陈列室中原来封闭的一批藏品，算是特别优待。方广锠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去。”
敦煌遗书库——共同的家
在进行编目的过程中，方广锠意识到，按树状结构的书册式目录属于平面架构，最多只能实现若干个知识点的沟通，无法反映海量知识点深层的网状联系。且随着敦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敦煌遗书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知识点及新的关联也不断被发现，书册式目录只能表现某一时间点的静态成果，无法跟踪与反映敦煌学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此，方广锠提出“敦煌遗书库”这一设想。
“敦煌遗书库”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将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角度，对敦煌遗书逐一著录。并具备按照不同的预设条件进行检索、分类、输出等功能。目前第一期的架构已经基本搭起，正在完善中；数据资料也在逐步充实与修订。
第二期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全面纳入敦煌遗书的原始资料、编目资料、研究论著、相关古籍乃至研究动态；第二，尽力挖掘、完整著录敦煌遗书中蕴含的六大特点、三大价值、四大文化、六大宗教的各种知识点。第三，尽力挖掘、完整著录百年敦煌研究成果及传世古籍中的相关知识点。第四，确定各知识点的权重，依据其内在联系将它们全面打通，建立起敦煌遗书知识之网。第五，开发各种工具软件、提供各种研究手段。
“敦煌遗书库”建成之后，将分为普通版和专业版，是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平台，也是逸散各国敦煌遗书共同“居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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